刘新中：另一个姚筱舟

另一个姚筱舟

刘新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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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姚筱舟那年，他47岁，这个年龄，如今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岁月，但那时候，他在我的眼中，黑瘦，干枯，整个一个小老头模样。那是1980年，铜川开一个文艺创作方面的会议，我和他都是参会者。报道时，他在我前面，负责会议的剧作家陆炳寰先生认识他，也认识我，分别给我们打了招呼，然后向我介绍，这就是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歌词作者。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这首大名鼎鼎的歌曲竟产生于铜川。和姚筱舟握手的时候，他谦恭的笑着，腰甚至有几分弯曲，刚从焦坪煤矿来，身上还有烟尘。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名扬四海，高大且又几分宏远，望着眼前这个卑微的小老头，我竟然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

那次会议在铜川陕西煤炭建设公司招待所，一个房子十几张床，铺挨铺。铜川市区的参会者不安排住宿，住下的全部是来自铜川郊区乡镇以及煤矿的业余作者。大家人不亲行亲，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一见如故，晚饭后，三三两两，相互蹿腾，聊天的，交流创作状况的，个个忙得不亦乐乎。那几年的铜川文艺创作会，动不动还请刚刚崭露头角的省上名家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、和谷、子页、商子雍等人来指导。那一次，是请的散文家李佩芝，诗人葛佳映，闻频，许多人还相约去拜访他们。只有姚筱舟坐在自己的铺上，拿了本书，说专心致志，又心不在焉，有一眼没一眼的，似乎存了心事，我依照工矿企业的习惯，叫他“姚师”，约他出去转一转，他浅浅一笑，摆了摆手，头又扎到了书上。

至此，我算是和姚筱舟认识了。

此后不久，又开会，我和姚筱舟一见面就握手，仿佛多年的朋友，话突然开始多了起来。当然，说的最多的还是他的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不像有些人，说起自己的作品就眉飞色舞，他似乎对这个话题很淡定，说来说去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秃子沾了月亮的光，他沾了雷锋的便宜。

那次会上，发生了两件事，让我觉得本以为熟悉的姚筱舟突然有些琢磨不透了。

一件事是成立文学组织的事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年代，伴随着文学大潮遽起，各大学甚至中学文学社团纷纷成立，如星星之火燎原；许多企业的文学爱好者也有了自己的文学活动小组一类的组织。后来，单位的界墙已经无法容纳大家对文学的无限响往，许多人就跨出了这道界墙。铜川当然也不例外，文学爱好者纷纷相互寻找、切磋，交流。这次会上，不约而同，大家萌生了一个想法，能否成立一个全市性的文学组织，一块来干文学这件事儿。说老实话，那时，作家协会一类是不敢想的，全省除了省会西安，各地市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先例。作家、作家协会在我们的心目中很高大、很神圣，觉得它像天上的太阳，遥远而不可及。黄卫平、钟平我们几个人年轻人商量后，觉得这次是个机会，一是会上人多，集中，不用另外召集；二是大家热情高，肯定会一呼百应。那时也没有向谁申请或者求得批准这个概念，想得很简单，只觉的就像沙龙一样，有人牵头就行，名字就叫“铜川市文学爱好者协会”。我们把牵头人瞄向了姚筱舟。觉得姚筱舟有威望，有影响，他在会上发言，说要再次焕发创作热情云云，于是，几个人一块找了姚筱舟。本来觉得这是个水到渠成的事，谁知，姚筱舟不容分说地拒绝了。

姚晓舟很严肃，手坚决的摆动，头也使劲的摇，说这是个大好事，他肯定是支持的。但他不宜牵头，一是年龄大了，由年轻人来干合适；二是他家居焦坪，离市区远，干什么不方便。（1984年姚晓舟才调入位于红旗街的铜川矿工报社）。

此事是理由也不是理由，大家都有些犯嘀咕，但无论如何，由于姚筱舟的不介入，最终不了了之。

第二件事是一个业余作者说青年路有个基督教堂，定期做礼拜，发生过许多故事，他听过，也去过，觉得很有意思，刚好今天是做礼拜的日子，谁想看一块去看看。作家要深入生活，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于是，大家吆三喝四前往。本来，觉得这事姚筱舟不会参与，没人叫他，谁知，他不声不响的跟在了大家的后面。

去教堂的全过程，姚筱舟抿着嘴几乎无话，但却角角落落不漏，像是参观学习，一副认真的样子。

那位业余作者也是热烈倡议成立“铜川文学爱好者协会”的积极者，第二天，大家热烈的讨论教堂的事情，姚筱舟一言不发，这位业余作者悄悄附在我耳边说，姚老师有点怪。

后来，和姚筱舟一同开过若干回会，甚至1983年，我借调《铜川文艺》帮忙，和作家朱文杰、封筱梅到焦坪煤矿，还去过姚筱舟家里，但始终觉得交往泛泛。姚筱舟一直是那副模样，谦恭、客气，让人远不得，近不得。

真正和姚筱舟熟悉，渐次了解、理解，则是铜川市文联成立以后。

铜川市文联1990年成立，姚筱舟担任了副主席，兼职，工作不变动，也没有什么待遇，就是一个名分。但在姚筱舟个人命运的际遇上，则是一件大事。

这件事是时任市委书记的潘连生提议的。

铜川文联成立，先筹备，推选代表，铜川矿务局三个代表名额，没有姚筱舟。市委常委会讨论文联领导班子组成时，刚到铜川工作不久的潘连生提出，文联领导班子里应该有个在文艺界里影响比较大的，铜川有个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全国知名，歌词作者可以也应该在文联班子里挂一个名，那是一面旗帜。于是，姚筱舟就成了文代会的正式代表，继而，成为副主席候选人。

我参与了铜川文联成立的筹备工作，并且，在文联成立后，和《铜川文艺》一道，划归文联，成了文联的工作人员。

刚成立的文联人很少，我身兼几职，既做刊物的编辑工作，还做组联工作。这样，和姚筱舟的联系就多了起来。

我和姚筱舟同时被任命为《铜川文艺》的副主编，时常和他交流刊物稿子的事；他是副主席，文联有些文件、材料，也常常通过我的手转给他，有一阵子，我成了他办公室的常客。

姚筱舟这时慢慢显露出他性格的另一面，和几年前的姚筱舟判若两人。

在他的办公室里，他有时会说起他的出身，家庭有国民党的背景，很多年抬不起头，“文革”中甚至有人不怀好意问他唱支山歌给哪个党听；他会自觉不自觉地讲，时不时还来几句国骂。说有些人就像“文革”中的造反派。这时的姚筱舟，不再唯唯诺诺，说话有了嗓门，有时还会拍一下桌子。不久，姚筱舟因病住了一次院，我和几个人去看他，谁多了一句嘴，姚筱舟一下发了火，脸涨的通红，骂了一句，有些人就是王八蛋。

1992年，铜川市文联组织一批作家艺术家赴延安参加纪念毛泽东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”发表五十周年活动，姚筱舟也去了，我和姚小舟住一个房子。一天晚上，姚晓舟主动说起了当年不愿意牵头组织文学协会之事。姚小舟说，“文革”前他和附近的文学爱好者也经常联系，相互交流，焦坪煤矿就在宜君县地界上，他和著名的民间文艺家王世雄就是那时认识的。“文革”中他被批的七荤八素，其中一条罪状就是他们的文学交流活动是搞“反革命小集团”。为此，他存有阴影，一直到八十年代还心有余悸。那一刻，姚筱舟跳下床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，老弟，你是不知道，矿上整人有多狠，煤矿黑，有些人更黑，那些年，对我来讲，就是一场噩梦呀。

1996年，铜川市文联换届，姚筱舟不再担任副主席，其时，他已从单位退休三年，我有时在街上碰见他，仿佛岁月在他身上不曾流失，依旧是多年前的那副模样，黑瘦、干枯，只不过，脸上的气色倒是愈发好了。他会拉着我的手，在街头啰嗦半天，从文艺圈说到其它行业，从熟人朋友说到市场物价。最后，免不了说到他曾经的单位，然后，像说不相干的人一样，远距离的评价两句。

后来，我到了西安工作，和他联系渐稀。最后一次见他，是2019年铜川矿务局铜煤历史文化征文创作表彰会上，晚饭，东道主酒宴招待大家，我和他碰了杯，本来想饭后聊一聊，想他年龄大了，需要好好休息，遂作罢。第二天，会议结束，和他再见，却是一群人围着他照相，只能远远摆了摆手。

若干年来，写姚筱舟的文章很多，有些，还给了他些光环。但在我的心目中，姚筱舟终于不变的就是那个模样，不高也不大，普普通通，说话慢条斯理，偶尔也显露喜怒哀乐。

也许，他就是平凡的邻家老哥或者大叔。

刘新中
刘新中，祖籍河南郑州，1954年1月3日生于陕西铜川；毕业于西北大学作家班；陕西省艺术馆研究馆员。曾任铜川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、铜川文艺常务副主编、陕西省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办公室主任、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等职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，迄今已在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散文》《文学家》《中国诗学通讯》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诗作1000余首，小说、散文、评论、报告文学五百余篇。出版各类著作十四部。作品被收入《陕西诗人四十家》《世界华人诗萃——悉尼世界诗人大会作品专号》《陕西二十二诗人作品展》等二十余种选本(刊)。先后获文化部、中央电视台、光明日报等颁发的二十余项创作奖励。2000年获陕西省第二届“德艺双馨”优秀文艺工作者称号；2001年铜川作家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特授“铜川文学特别贡献奖”。

来源：黄堡书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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